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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10月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附近的河滩上，十七八岁的女学员刘茜倒在血泊中。
两声枪响，打破了边区宁静，也把一个久经战阵的红军干部推上了审判席。
这起案件之所以震动延安，不只因为死者年轻，更因为凶手黄克功并非普通人。
他参加过井冈山斗争，经历过长征，在多次战斗中负伤，属于红军队伍里少数从艰苦岁月中坚持下来的干部。
刘茜原名董秋月，出生于山西定襄一个旧式家庭。
童年时，家中重男轻女，她一度没有进入学校的机会。
后来在亲属帮助下，她才到太原求学，并凭着聪敏和活跃，成为班级里的骨干。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她开始接触抗日救国思想，并改名刘茜。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她奔赴延安，同年8月进入抗大第二期第十五队学习。
那时的延安，聚集着许多怀抱理想的青年，她也对革命队伍中的英雄人物抱有敬意。
黄克功当时担任抗大第十五队队长，年龄二十七岁，军龄和党龄都较长。
按照当时干部婚姻管理中的有关规定，他已经具备结婚条件。
工作上的接触，让他与刘茜逐渐熟悉，随后发展为恋爱关系。
起初，两人确实彼此吸引。
可相处之后，性格和观念上的差别慢慢显露出来。
刘茜年纪较轻，重视精神交流，也有较为开朗的同学交往；
黄克功则疑心渐重，常因她与男同学来往而争执。
刘茜多次解释，仍未能消除黄克功的猜疑。
关系恶化后，她提出结束交往。
黄克功没有接受这个结果，反而不断纠缠，甚至以责骂、逼迫和金钱许诺要求刘茜与自己结婚。
这已经不是感情纠纷，而是对他人意志的侵犯。
遗憾的是，黄克功没有停下来。
他把个人情绪、所谓自尊和干部身份搅在一起，最终越过了不可触碰的界线。
10月5日晚饭后，黄克功携带勃朗宁手枪，在前往陕北公学的路上遇到刘茜。
他提出同行散步，刘茜并未料到危险，便与他来到较为僻静的河滩。
争执中，黄克功再次逼迫刘茜结婚。
遭到拒绝后，他掏枪威胁。
刘茜没有答应。
枪声随即响起，第一枪击中她的肋部。
她倒地呼救，黄克功却没有选择救治，而是又向她头部开了一枪。
两枪，两个部位，前后相接。
这也是后来案件审理时无法回避的事实。
黄克功事后擦拭手枪，清洗衣物，还试图用书信制造假象。
但现场留下的弹壳、枪械痕迹和血迹，都没有消失。
第二天，刘茜未归引起同学注意。
有人向黄克功询问，他故作镇定，声称刘茜离开后便不知去向。
可他的神情和说辞很快引发怀疑。
调查人员在河滩发现遗体后，保卫部门和边区司法机关立即介入。
警卫员曾注意到，黄克功的手枪像是刚使用过，衣服上也有清洗血迹的痕迹。
相关证据逐步汇集，黄克功最终承认了犯罪事实。
案件摆在延安面前：一个有战功的干部，是否可以因过去的功劳免于死刑？
求情的声音确实出现过。
有人认为，抗战正处于紧要关头，黄克功有作战经验，不如让他到前线戴罪立功。
也有人坚持，杀人偿命是边区法令的基本尺度，若因身份和功劳网开一面，受损的不只是刘茜家属，还有纪律本身。
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等人，将案情和各方意见上报。
毛泽东得知经过后，态度十分明确：“这样的人不杀，我们还是共产党吗？
”对于有人试图把案件解释成意外，他又追问：“开了两枪能叫走火？
” 这句话的分量，不在于情绪宣泄，而在于它抓住了案件的核心：第一枪已是恶性行为，第二枪更说明凶手在事后仍作出了主动选择。
革命功劳不能替代法律责任，干部身份也不能成为逃避惩罚的护身符。
1937年10月11日，陕北公学举行公审大会。
雷经天担任审判长，现场有学校师生、部队人员和群众参加。
黄克功交代了犯罪经过，也讲到自己参加革命、负伤作战的经历，并请求不要死在自己人的法场上。
他的战斗履历令人惋惜，却没有改变案件性质。
公审最终作出判决：判处黄克功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也在现场宣读，信中指出，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虽有功劳，但他以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身份实施卑鄙、残忍的犯罪，若予赦免，便无法教育党、教育军队，也无法维护革命纪律。
宣读完毕，黄克功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。
他临行前喊出抗日和革命口号。
一个曾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干部，最终因不能约束自己的欲望和暴怒，死在了边区人民的审判之下。
案件之后，抗大曾围绕“革命与恋爱”开展教育，要求学员处理感情关系时尊重对方意愿，不能把组织身份、战斗功劳变成压迫他人的资本。
刘茜的生命停在了延安的秋天，而黄克功案留下的判决，成为根据地司法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一页：功劳可以记载，罪责同样必须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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